【廉潔教育】吳兢 秉筆直書 直言敢諫

唐朝初年，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，以亡隋為鑒戒，本著“君依于國，國依于民”的重民思想，偃武修文、勵精圖治，選賢任能、知人善用，廣開言路、虛心納諫，采取了以農(nóng)為本、務(wù)實求治、休養(yǎng)生息、文教復(fù)興、仁德先行、省刑慎罰、儉約慎行等策略，呈現(xiàn)出政治清明、經(jīng)濟復(fù)蘇、文化繁榮、人口劇增的治世局面，史稱“貞觀之治”。

《資治通鑒》這樣記載“貞觀之治”的盛世繁華：“自是數(shù)年之后，海內(nèi)升平，路不拾遺，外戶不閉，商旅野宿焉。”

在中國，有一本8萬字的私人撰述政論性史書，以歷史經(jīng)驗和歷史智慧再現(xiàn)了大唐“貞觀之治”的風(fēng)貌，被稱為中國開明封建統(tǒng)治的戰(zhàn)略和策略、理論和實踐的集大成者。

它就是《貞觀政要》。

這部奇書的作者是吳兢。

一

吳兢，字號不詳，《舊唐書》《新唐書》均稱他為汴州浚儀人，也就是河南開封人。 

《元和姓纂》在談到陳留吳氏時說：“狀稱后漢河間相吳佑后，隋有吳響，生子臧，見《劉氏行年紀(jì)》。臧曾孫兢，左庶子，恒王傅。”可知吳兢出自于陳留吳氏家族。 

《元和姓纂》是唐朝元和年間（公元806年至公元821年）編纂的姓氏書，書里的吳氏，均來自濮陽鄄城、渤海、陳留三大郡望，而且在唐代擔(dān)任過高官。吳、孫、阮、謝、衛(wèi)、何、虞等姓，歷史上在陳留一帶名人輩出，為陳留郡氏族大姓。此書的時間距離吳兢生活的年代不遠，可信度頗高。 

《吳氏正宗譜》也有記載：“吳臧，字承休。吳承休生吳若遠，吳若遠生吳世傳，吳世偉生吳佐、吳兢?！倍艺f吳兢是吳季札的第47世孫。吳季札是春秋時期吳國貴族，政治家、外交家、文藝評論家。他才華橫溢，修為極高，為人高風(fēng)亮節(jié)。吳季札淡泊權(quán)位，有遠見卓識，三次讓國、延陵掛劍等事跡，反映了他謙讓、守禮、仁義、誠信等美德。 

《吳氏正宗譜》上說，吳兢“少有大志，勤奮好學(xué)，學(xué)貫經(jīng)史”?！杜f唐書》則稱吳兢“勵志勤學(xué)，博通經(jīng)史”。 

商丘人魏元忠、亳州人朱敬則，是吳兢的好友，也十分器重吳兢。他們居相位時，便大力推薦吳兢。公元703年，吳兢以直史館的身份奉命與朱敬則、徐堅、劉知幾等共同修撰《唐史》。此時的他30歲左右。 

公元705年，桓彥范與張柬之等發(fā)動政變，武則天還政于唐中宗李顯。李顯任命桓彥范為納言（即侍中），吳兢替桓彥范寫了謝表——《為桓侍郎讓侍中表》。據(jù)說這是現(xiàn)存吳兢最早的一篇文章。 

公元706年，吳兢升任右補闕。他與韋承慶、崔融、劉子玄撰寫《則天實錄》成功后，轉(zhuǎn)任起居郎。起居郎屬內(nèi)史省，主要職責(zé)是記錄皇帝日常行動與國家大事?！鞍榫绨榛ⅰ?，擔(dān)任這個官職的人，一般正直果敢、敢于碰硬，但風(fēng)險極大。 

武則天去世后，因李顯無力駕馭全局，武三思、韋后、安樂公主都在覬覦最高權(quán)力，“日夜謀譖相王（李旦）”，并指使侍御史冉祖雍誣奏李旦等與太子李重俊通謀造反。吳兢不計個人安危，毅然上表，指出誣奏李旦是“賊臣等日夜同謀，必欲置於極法，此則禍亂之漸，不可不察”，強調(diào)“自昔翦伐枝干，委權(quán)異族者，未有不喪其宗社也”，并分析說“若信任邪佞，委之于法，必傷陛下之恩，失天下之望”。他的奏表頗有影響力，加上御史中丞蕭至忠的進諫，李旦平安無事。 

公元710年，唐中宗被毒死，李旦的兒子李隆基聯(lián)合禁軍將領(lǐng)發(fā)動政變，平定諸韋之亂，擁立李旦為帝，為唐睿宗。公元712年，李旦退位為太上皇，然而大政仍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李隆基繼皇帝位，為唐玄宗。第二年，李隆基誅殺太平公主及其同黨，開始全部歸政。他勵精圖治，使得“貞觀之風(fēng)，一朝復(fù)振”。 

這幾年間，吳兢由起居郎升任水部郎中，兼判刑部郎中，修史如故。母親去世后，他守喪三年。在此期間，朝廷幾次“奪情”欲令起復(fù)，吳兢三上《讓奪禮表》，表示要恪守“三年之制”。他雖然“停職還家”，卻“匪忘紙札”，繼續(xù)修撰史書。 

公元715年，吳兢守喪期滿，以長垣縣男拜諫議大夫，仍然沒有丟下修史的職責(zé)。諫議大夫是門下省的官職，“掌諫諭得失，侍從贊相”。 

公元716年，吳兢同劉知幾重新修定《則天實錄》30卷，新編撰《中宗實錄》20卷、《睿宗實錄》5卷。 

在開元前期，吳兢力諫玄宗“克遵太宗之故事”，并“行之而有恒，思之而不倦”，使“貞觀巍巍之化，可得而致矣”。 

李隆基即位之初，“收還權(quán)綱，銳于決事”，權(quán)力過于集中，群臣們雖然頗有微詞，但不敢大膽進諫。吳兢認(rèn)為這種狀況不利于唐王朝，遂上疏勸李隆基對進諫者有所區(qū)別。他說，進諫者“所言是”當(dāng)然“有益于國”，即使“所言非”也“無累于朝”，但不應(yīng)“遽加斥逐，以杜塞直言”，而應(yīng)改變賞薄罰重的做法。在奏章中，吳兢還列舉了前代皇帝虛心納諫致勝和驕橫拒諫致敗的實例，并特別講述了李世民虛懷若谷、虛心納諫的故事。 

選用官員時，李隆基往往繞開吏部，在禁中作出決定。吳兢寫了《諫十銓試人表》表示反對。他認(rèn)為，朝廷各個部門應(yīng)各司其職，選官事必須由吏部主之。他認(rèn)為，“法，國之權(quán)衡也，時之準(zhǔn)繩也”，強調(diào)要按既定法規(guī)行事，“上自天子，至于卿士，守其職分，而不可輒有侵越也”。 

公元720年，源乾曜被任命為侍中、張嘉貞被任命為中書令。這兩人是吳兢所說的良相，“以時逢圣明，位居宰輔”。源乾曜、張嘉貞認(rèn)為，“太宗時，政化良可足觀”。吳兢受命正式編錄《貞觀政要》，“綴集所聞，參詳舊史，撮其指要，舉其宏綱，詞兼質(zhì)文，義在懲勸，人倫之紀(jì)備矣，軍國之政存焉”。 

吳兢在史館修史的工作并不順利，曾三次請求調(diào)離史職。史官的俸祿不高，吳兢在父親退休之后，感到經(jīng)濟困窘，曾提出辭去史職，請求外任。 

他在《乞典郡表》中說：“臣自掌史東觀，十有七年。歲序徒淹，勤勞莫著，不能勒成大典，垂誡將來。顧省微躬，久妨賢路，乞罷今職，別就他官。” 

《乞典郡表》呈上后，李隆基很快批答：“轉(zhuǎn)要以從閑，乃回難而就易，私愿或愜，公道若何。”他不準(zhǔn)其請，但下詔“以其父鄭州長史處敬為鳳州刺史，仍聽致仕”，為吳兢的父親增加了薪水。 

吳兢嗜史如命，寫辭職的表章，不僅僅是經(jīng)濟原因，還有更重要的內(nèi)情。

二

吳兢任史官多年，以秉筆直書見稱。他認(rèn)為：“史官之任，為代準(zhǔn)的，若茍?zhí)澢槔?，輒徇恩榮，目強顏，操簡書事，適足玷圣朝之孝理，何以樹終古之風(fēng)聲？”他始終把“定一代之是非，為百王之準(zhǔn)的”作為自己的座右銘。 

貞觀時代，史官位尊權(quán)重，甄選嚴(yán)格，通籍禁門，優(yōu)禮有加，“得廁其流者，為一時之美事”，修史效率相當(dāng)高。而吳兢在長安、景龍年間任史官時，武三思、張易之等人主管修史，其他的史官多阿諛權(quán)貴討好佞臣，編造吹捧，記載的事情往往背離真相。吳兢憤憤然于武三思等的“茍飾虛詞，殊非直筆”之行徑。 

于是私下里開始編撰史書，記錄下了唐代前期大量的可信原始素材。 

“道不同，不相為謀?！辈豢杀苊獾?，他要與人發(fā)生沖突。 

這個人是張說。據(jù)史書記載，張說“為文屬思精壯，長于碑志，朝廷大述作，多出其手”，是個有大才的人。 

但兩人的修史觀點大相徑庭。正如后人所總結(jié)的：“在太平盛世，好大喜功的君主，往往要粉飾文治，張說以其人適當(dāng)其會?！睆堈f十分注意迎合李隆基，說“五德生王者，千齡啟圣人”“薰歌與名節(jié)，傳代幸群臣”，讓人有點懷疑說他“敦氣節(jié)，重然諾”的記載。 

長安三年，也就是吳兢剛剛奉命修史的那一年，仗著武則天的寵愛，張昌宗誣陷宰相魏元忠謀反，并“賂以美官”，誘逼時任風(fēng)閣舍人的張說作證，張說答應(yīng)了。宋璟、張廷珪、劉知幾等正告張說“不可黨邪陷正，以求茍免”。當(dāng)武則天要張說當(dāng)面與魏元忠、張昌宗對質(zhì)時，張說如實向武則天稟告說是“昌宗逼臣使誣證之”。武則天當(dāng)場斥責(zé)道：“張說翻覆（反復(fù)）小人。”魏元忠最終無罪，張說卻以“忤旨”之名被流放到嶺南的欽州。 

這件事，被記錄在《則天實錄》里。 

張說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并監(jiān)修國史看到這段記錄后，覺得有損自己的形象。這一天，張說來到史館，說當(dāng)年劉知幾“殊不相饒假，與說毒手”。這時，吳兢站了起來，面色嚴(yán)肅地說：“這是我寫的，不是劉知幾修述的。如今，這段史文的草稿還在，劉知幾已去世，您不應(yīng)該錯怪死去的人。”十分尷尬的張說悻悻而去。在場的其他史官稱贊吳兢說：“昔董狐古之良史，即今是焉。” 

董狐是春秋晉國太史，不畏強權(quán)，堅持原則。在趙盾族弟趙穿弒晉靈公后，董狐以“趙盾弒其君”記載此事，留下“董狐直筆”的典故。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《正氣歌》詩中頌揚過不畏權(quán)貴、敢于秉筆直書的史官：“在齊太史簡，在晉董狐筆?！?nbsp;

心有不甘的張說見暗示無效，便放下身段“頻祈請刪削數(shù)字”，吳兢依然選擇了拒絕，直率地回答道：“若取人情，何名為直筆？” 

這下，算是徹底得罪了張說。果不其然，吳兢“以父喪解，宰相張說用趙冬曦代之”。 

守喪期滿后，吳兢被任命為太子左庶子。 

在東封泰山途中，唐玄宗“數(shù)馳射為樂”。吳兢上《請東封不宜射獵疏》，仍“依貞觀故事”勸諫，說“貞觀時，太宗文皇帝凡有巡幸，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”“每至前代興亡之地，皆問其所由，用為鑒戒。伏愿陛下遵而行之”。他同時指出，“騁奔馬于澗谷，要狡獸于叢林，不慎垂堂之危，不思馭朽之變”，怎么能與唐太宗“同年而較其優(yōu)劣”？ 

第二年，他上《大風(fēng)陳得失疏》，說“恐陛下左右有奸臣擅權(quán)，懷謀上之心。臣聞百王之失，皆由權(quán)移于下”，進一步勸諫唐玄宗“斥屏群小，不為慢游”“明選舉、慎刑罰、杜僥幸、存至公”。

三

張說因“引術(shù)士占星，徇私僭侈，受納賄賂”被彈劾罷免中書令之職后，新任中書令蕭嵩監(jiān)修《國史》。 

吳兢寫了《上貞觀政要表》，連同《貞觀政要》一并呈上。 

他在《上貞觀政要表》中說：“臣愚比嘗見朝野士庶有論及國家政教者，咸云：若陛下之圣明，克遵太宗之故事，則不假遠求上古之術(shù)，必致太宗之業(yè)。故知天下蒼生所望于陛下者，誠亦厚矣！” 

這部《貞觀政要》，“起自《君道》，訖于《慎終》”，可見吳兢編排的良苦用心。或許是表中如“昔殷湯不如堯舜，伊尹恥之；陛下倘不修祖業(yè)，微臣亦恥之”一類的話語，讓李隆基內(nèi)心十分不悅，便以“書事不當(dāng)”為由，將吳兢“貶荊州司馬”，但“許以史稿自隨”。 

貶出京師之后，吳兢便把主要精力集中在《國史》修撰上。在蕭嵩罷相之前，吳兢寫就《國史》65卷。對于自己的著作，吳兢信心滿滿地說：“皇家一代之典，盡在于斯矣。” 

吳兢在早年上《請總成國史奏》時，曾追述自己參與修述《國史》的經(jīng)歷：“臣往者長安、景龍之歲，以左拾遺、起居郎兼修國史……臣愚，以為國史之作，在乎善惡必書，遂潛心積思，別撰《唐書》九十八卷、《唐春秋》三十卷，用藏于私室。雖綿歷二十余年，尚刊削未就。” 

吳兢在相繼任臺州、洪州、饒州、蘄州刺史后，“加銀青光祿大夫，遷相州長史”。 

公元742年，吳兢由相州長史晉升為鄴郡太守，不久后入朝為恒王傅。在恒王府任職數(shù)年，吳兢“意猶愿還史職”，但李林甫“以其年老不用”。此后，吳兢認(rèn)為梁、陳、齊、周、隋五代史繁雜，又編撰《梁史》《齊史》《陳史》各10卷、《隋史》20卷。 

公元749年，這位著述豐富的大家，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，留下了皇皇巨著。他死后，他的兒子呈上其未定稿的《唐史》80余卷。 

根據(jù)有關(guān)檢索，吳兢獨撰有《唐春秋》30卷、《唐史備闕記》10卷、《太宗勛史》1卷、《貞觀政要》10卷、《中宗實錄》20卷、《睿宗實錄》5卷、《唐名臣奏》10卷等，與人合撰有《則天實錄》20卷和《唐書》130卷等。此外，還撰有兵書、醫(yī)書、目錄書等。 

可惜的是，時至今日，我們所能見到的只有一部《貞觀政要》。 

《貞觀政要》全書10卷40篇，記錄了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23年間與房玄齡、杜如晦等大臣討論的治國理政問題，也記載了一些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軍事、文化、制度、禮儀、教育上的重大措施。此書里有對話，有大臣們的爭議、勸諫、奏議等，有事件描寫，有經(jīng)驗總結(jié)，是歷史上對“貞觀之治”記載最為周詳扼要的著作。全書雖然僅僅有8萬字，卻是后人了解“貞觀之治”的必選書籍。 

“自唐世子孫既已書之屏帷，銘之幾案，祖述而憲章之矣。至于后世之君，亦莫不列之講讀，形之論議，景仰而效法焉?！边@部書歷經(jīng)1200多年的歲月砥礪，越發(fā)顯示出經(jīng)久不衰的魅力。 

在唐代，《貞觀政要》已成為皇家子弟的學(xué)習(xí)教材。唐憲宗李純、唐文宗李昂、唐宣宗李忱都注重研習(xí)《貞觀政要》，從中汲取施政經(jīng)驗。公元809年，李純仿《貞觀政要》體例編撰《君臣事跡》14篇，記載上古以來歷代圣君賢相的事。李昂當(dāng)太子時，“喜讀《貞觀政要》，每見太宗孜孜政道，有意于茲”。李忱曾更是“書《貞觀政要》于屏風(fēng)，每正色拱手而讀之”。他在位期間，“刑政不濫，賢能效用”，效果明顯，“十余年間，頌聲載路”。 

唐朝以后，中國歷代封建統(tǒng)治者很推崇這部書。 

金熙宗把《貞觀政要》作為經(jīng)常閱讀的書。他對大臣們說，“朕每閱《貞觀政要》，見其君臣議論，大可規(guī)法”。 

元仁宗“覽《貞觀政要》，諭翰林侍講阿林鐵木兒曰：‘此書有益于國家，其譯以國語刊行，俾蒙古、色目人誦習(xí)之?！贝蟪疾旌卑逊g的《貞觀政要》一書獻給他，他“大悅，詔繕寫遍賜左右”。元代還明確規(guī)定，皇帝除三、六、九日上朝以外，每天中午都要請侍臣教授《貞觀政要》。 

明憲宗朱見深特別注意《貞觀政要》的刊行工作，親自為之作序，說“其論治亂興亡，利害得失，明白切要，可為鑒戒，朕甚嘉尚焉”。 

清朝康熙、乾隆皇帝都很熟悉《貞觀政要》內(nèi)容，并且十分仰慕“貞觀之治”。乾隆皇帝說：“余嘗讀其書，想其時，未嘗不三復(fù)而嘆曰：‘貞觀之治盛矣！’……觀爾日君臣之所以持盈保泰，行仁義，薄法術(shù)，太宗之虛己受言，諸臣之論思啟沃，亦庶幾乎都俞吁之風(fēng)矣?！?nbsp;

此書的影響力，不僅僅局限在中國。 

公元9世紀(jì)前后，這部書傳到日本，立即引起統(tǒng)治者的注意。鐮倉時代，1205年博士菅原為長專任講官，為幕府講解《貞觀政要》，對當(dāng)時日本政局影響很大。江戶時代，德川幕府在1615年頒布的《禁中并公家法度》十七條中，第一條就規(guī)定“天子諸蕓能之事，第一御學(xué)問也，不學(xué)則不明古道……《貞觀政要》明文也”。此后，此書在日本得到廣泛流傳。 

一部《貞觀政要》，讓吳兢千古流芳、獨步史林。（全媒體記者  任崇喜）

圖片

來源：清風(fēng)開封

編輯：宣傳科

審核：監(jiān)察室

校對：宣傳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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